古代货币史的发展历程-【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19:10:00 阅读：次来源：手镯厂家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货币史，相关文献读得越多，越发认识到货币在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两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越来越觉得，在解释朝代更迭的基本原因之集合中，还应加上通货或币制危机的因素。至少从正式并大规模使用纸币的赵宋王朝，到因币制崩溃而落荒逃离大陆的蒋家政权(公元960～1949年)的这段历史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一个所谓的“千年规律”：通货危机实乃王朝倾覆的最直接、最致命的原因。

现代意义上的纸币登上历史舞台，是以宋朝的信用纸币“交子”之诞生为标志的。宋仁宗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翌年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官方交子纸币。在货币史上，它无疑是可圈可点的一年。1105年，赵宋王朝改交子为“钱引”，后来又把民间流通的纸币“官子”和“会子”一律改为官办。有宋一代，纸币发行大多有所谓的“钞本”，即预留一定数量的准备金以备兑换，譬如交子初发时以铁钱为钞本，其数量约为纸币发行额的二成八。交子与钞本间约七成的差额，便以铸币税的形式进了政府的腰包。但是，随着纸币发行额的迅猛增长，钞本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到了12世纪60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干脆就无钞本发行。南宋末年，因朝廷滥发纸币，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如果新旧币按五比一换算，同时假定流通货币总量不变，则南宋160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

元世祖于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宝钞”。由于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最早的信用货币条例“十四条画”和“通行条画”：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以丝和银为本位的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如此标准的、被后人称之为银本位制度的创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临连年对外用兵引起的财政压力，元朝政府很快就自坏成法，失信于民，短短20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大凡制度一旦确立，便伴随有“制度惯性”。朱元璋虽然深知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之考虑，同时也出于朱元璋本人的自信性格，明廷于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宝钞与宋金元纸币的显著区别，在于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在此背景下，随着发行量的扩大，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明朝终究也抵御不住通货膨胀的冲击。宝钞发行百年后，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到了嘉靖初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这无异于宣判了极不受欢迎之宝钞的死刑。

从信用货币制改弦更张为金属货币制，应该讲不失为明智之举。经济白银化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约束王朝任意创造的货币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此鼓励投机与贸易。但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是产银很少的大明其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

宋金元三朝之灭亡与通货膨胀高度相关，而大明之倾覆又与晚明长期的通货紧缩密切相连。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满清政府全面承袭了包括明朝嘉靖年间创立的银两制度在内的明朝制度。满清的这一做法被黄仁宇视为“新王朝最大的错误”，“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和信用纸币相比，银两制度更为原始，属于金属货币中的秤量货币类型，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

清代货币体系混乱带来的更为可怕的后果，是外商借机大肆掠夺清朝的巨额财富。银元输出和在华发行纸币，是其攫取中国财富的主要金融手段。宣统二年清政府曾专门调查，结果发现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11亿元，占清末货币流通量的四成三。仅用银元套购纹银一项，外商便堂而皇之地从清朝榨取了5亿两白银。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美、法、俄、日、甚至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政府及私人金融机构，纷纷在中国内地开办银行，并常常是非法发行纸币，其数额达3.2亿两纹银，占清末货币流通量的一成二。扣除银元贸易和纸币印制成本后，我们便可估算出清朝因币制混乱而被列强巧取豪夺的财富：8万亿两白银。此4倍于甲午战争赔款，1.8倍于庚子赔款，11倍于清末政府年财政收入，约等于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对外赔款之总和。大清不灭，天理难容!

经过十多年北洋政府货币银行体系的混乱后，国民党执政伊始便着手整合中国银行业，并于1928年组建中央银行，且在1933年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虽说结束了清末和北洋时期混乱愚钝的旧币制，但新制仍然以白银为支点，故其脆弱的基础依然未打牢。当一年后美国实行白银国有、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通货紧缩、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时，国民政府推出了“法币政策”，由中央银行等垄断纸币发行、白银国有化、法币盯住英镑和美元，即全面回归信用货币制度。尽管这使抗日战争引发的巨额财政赤字得以全部依靠发行法币来弥补，但8年后重庆的物价上涨了1200多倍。为了支撑随之而起的内战和弥补赤字，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数额达到天文数字：600万亿元，此数额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0多万倍，其间的物价上涨了3000多万倍。至此，法币体系土崩瓦解。南京政府的覆灭与恶性通货膨胀率在时间上吻合得如此之好，绝非偶然。

13世纪60年代，当在元帝国看到一张被印上字的纸竟然能够当钱币使用时，马可·波罗目瞪口呆。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元朝早熟的币制因条件不具备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众多条件中最关键的，除了健康的货币制度外，便是行之有效的内在约束和攫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英国商人集团正是不失时机地发动“光荣革命”、从事大规模殖民掠夺、率先建立起现代金本位制度，从而最早完成了工业化。论及千年货币制度史，这是最令我震撼和惋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