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邻里关系是如何的-【新闻】

邻里关系自古有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普通百姓之间，比如互相借用生产生活用具，农忙时互助合作，闲时互相串门，逢年过节相互走访，遇到困难时相互支援等等。

古时，邻里关系非常重要，谁破坏了这种关系，谁就有可能失去生存的外在环境和条件，谁就可能被动。在古人心目中，邻里关系的地位与价值，是仅次于血缘宗族关系的较为重要的地缘关系。

而对政治家来说，邻里关系的好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融洽的邻里关系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邻”是最小行政组织

“邻”是古代的一种居民组织。《说文》称：“五家为邻。”《周礼》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即每五家组成一个“邻”，每五个邻(即二十五家)组成一个里。按周朝的制度1邻=5家，1里=5邻，1党=500家，1乡=12500家，邻是最小的行政组织。

因为同在一邻的人都居住的很近，所以“邻”后来引申为“邻近”的意思。《小尔雅》解释说：“邻，近也。”因此，居住在一起的人们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最后被定称为“邻”，是以地缘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中国自古就有一句俗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反映了邻居之间互相帮助依靠的社会现象。唐代诗人王勃也留下著名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用“知己”和“比邻”来相对，反映出当时邻居关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从“连坐制”到“和谐诚信”

邻里关系在秦朝以一种十分残酷的方式加以巩固，这种方式叫做“连坐制”。即一家犯罪，邻居连坐。这使秦朝的邻居之间形成一种战战兢兢互相监视的关系。不过，秦始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种连坐制也使邻居关系更加密切，密切到大家能齐心推翻秦朝的统治。

这种“连坐制”实在是太可怕了，百姓为了自己不因为邻居犯罪而被杀头，不得不与邻居加强交往，串门交际的频率要比以前多好几倍。早上起床，到邻居家看看，中午吃饭到邻居家看看，晚上回来还要去邻居家看看。一开始是想早点发现邻居的不轨行为，以向上举报，免去自己的责任。但久而久之，邻居之间形成了一条心，大家互相熟络，感情较深，一呼则五邻相应。这就是刘邦和项羽反秦时，为什么手下重臣大将大多是自己的乡里的原因。

刘邦进入咸阳后，对秦朝的邻里关系政策进行了调整。在这一新的法律规定中我们看不到秦代法律中的“一人犯罪殃及亲邻”的条款，通过刘邦进入咸阳后所颁布的包括调整邻里关系在内的有关政策，可以看出这一举措是对秦朝紧张的邻里关系予以调整，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人人诚信的邻里关系。

在汉朝，为创造和谐邻里关系，统治者想尽了各种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举荐制。就是说你要想当官必须和邻居搞好关系，虽然到后来举荐制变质为名门望族之间互相抬举拉关系走后门的恶劣现象，但在一开始，的确对改善邻里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代统治者还强调，官员要在融洽邻里关系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即当了官之后还要继续保持良好的邻里关系。汉成帝时，薛宣任职左冯翊，当官吏休假日，曹掾、张扶就是不肯休息，仍然坚持上班办公。薛宣对他说：“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薛宣的意思即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想法，即官吏应当在休息的日子里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与邻里之间把酒传盏，融洽关系。张扶听到薛宣的话后很惭愧，众官员都认为薛宣说的有道理。中华民族和谐的邻里关系在汉朝基本成形，成为我国邻里关系形成的基础。

当皇帝都要搞好邻里关系

东汉末年，北方流民涌入江南地区，北方地区业已成熟的邻里关系亦在江南产生影响。这时，邻里关系中的价值取向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积极方面是非常明显的，鼓励进取、促人向善的社会价值观普遍左右着人们的思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邻里关系继承了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传统，乡邻之间广为看重社会舆论，邻里对于士人的评价对官职升迁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当皇帝都得和邻居搞好关系。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想当皇帝，但威信不行，王导给他出主意，和江东望族江南头等名门望族顾荣、贺循等人搞好关系，最终受到拥戴。顾荣、贺循就住在王宫旁边，和司马睿抬头不见低头见，当然算做邻居。

当然，邻里之间也有很多不和谐，表现为欺压良善、相互仇杀等。有些邻里之间凭借权势欺压一方，主要表现在官员或者朝中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霸占与其毗邻的弱势人员的宅第，这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魏书》卷九十四《阉宫·刘膳传》也称刘腾掌权时，欺负自己的邻居，后来刘腾死后，灵太后专政，不但追夺了刘腾的爵位，而且把刘腾所有的财产没收，受其压抑的邻居们无不拍手相庆。这种依靠宠幸而霸占邻居财产的人，随着失宠而很快衰落，邻居一般都有可能重新收回房产。

但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彼此同情是邻里关系中主要的和正常的现象。唐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老年寡妇常来打枣，杜甫同情老妇人的境遇，总是任她随意食取，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杜甫知道了这件事，便写了一首诗当作书简，寄给吴郎，希望他善待西屋邻居老妇人。即著名的诗篇《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

正思戎马泪盈巾。

杜甫的这首《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邻居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邻里和睦是道德高尚的表现

经过所谓的“唐宋变革”以后，宋代最基层的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又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宋朝士大夫在总结前代治家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以“齐家”为理念的“居家礼仪”;同时，随着新的宗族体系的确立，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乡约”。这些“居家礼仪”是宋代读书人倡导的理想社会关系，逐渐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并被付诸实践。

到这个时候，古人已经把邻里关系的处理当作一种道德规范，邻里关系处得如何，是评价一个人道德是否高尚的极为重要的标准。也是这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的一个重要途径。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写给家人信中的一首打油诗。

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两家在当地都是名门望族，谁也不甘示弱。不过张家人的后台更硬一些，京中有高官做后盾，于是飞书京城，让张英给当地的地方官吏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便是这首打油诗。张家人见到这首诗后，主动在原地界上退让了三尺土地，下垒建墙，以示不再相争。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六尺之巷因此而成。

这件事所反映的邻里关系一直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可见，即使是豪门深宅大院，仍不可避免的要和邻居打交道。明朝礼部尚书杨翥居住在京城，喜欢骑驴代步。他对驴子特别偏爱，每天上朝回家，他常常不顾家人的劝阻，亲自为驴子擦洗梳理，给驴子喂上等的饲料。关驴子的房子就在他的住房旁边，半夜总要起床看一两次，生怕那宝贝驴子受什么委屈。可是杨翥的邻居是一位老头，快六十岁的时候生了个儿子，老来得子自然倍加疼爱。但这个孩子一听到杨翥的驴子叫就哭个不停，饮食也明显减少，搞得全家人都不得安宁。可杨翥是地位显贵的大官，这家人也不敢向杨翥说这个事。眼看那孩子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父母伤透了脑筋，最后还是把这件事和杨翥说了。杨翥听后二话没说，忍痛把自己心爱的驴子卖了，外出或上朝都靠步行。

卖房屋先得问邻居

古代邻里关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上，比如买卖房屋。中国古代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买卖，长期存在着亲邻先买权的习惯。你卖田也好，卖房也罢，首先得先问遍邻居，先问他们要不要买，征求他们的相关意见。只有邻居都不想买，并且没什么意见，你才有权利卖给他姓或他人，如果亲邻不同意你卖房的话你就休想卖得了，否则“亲族即可出而告争”，这就是所谓的“亲邻先买权”。

邻里还是一起旅游的好伴侣。因为古代人交通工具不发达，只能到近处玩一玩，通讯工具也不发达，联络朋友去玩，不如找邻居一起去玩，来得方便。晋朝陶渊明是个爱游玩的人，他经常“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杜甫在《江畔独步寻花》中提到自己在邻居家赏花的情景：“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由于邻里关系的重要，许多古诗都以邻为重要内容。如唐朝的于鹄有一首诗《题邻居》：“僻巷邻家少，茅檐喜并居。蒸梨常共灶，浇薤亦同渠。传屐朝寻药，分灯夜读书。虽然在城市，还得似樵渔。”说的是自己和邻居一起读书的安详生活。杜甫有诗说：“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说的也是和邻居一起喝酒的闲适。

王安石晚年为自己的邻居湖阴先生(杨德逢)专门写了一首诗：“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诗成为千古名句，把邻居家小院的朴素景色说的十分美丽，无怪乎杨德逢十分高兴，把这首诗刻在墙上，以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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