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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权益保障是解决三农问题之根

发布时间:2019-10-12 14:47:31 阅读: 来源:手镯厂家

12月11日,中国农民权益保障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这次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于建嵘教授组织发起的,是科技部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重大课题“我国农村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研究”的组成部分。参加这次论坛的有近90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全国人大、民政部和科技部的官员,有来自基层的乡镇干部,有来法院、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及全国各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有来自我院农发所、经济所和社会学所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地方院校的科研人员,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与会人员从农民的权益状况和如何保障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已不可阻挡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发言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完全是放在农业问题上的,只要粮食供给没有问题,农业问题就被抛在一边。近几年理论界主要关心的焦点从农民负担转到农民权益上来具有必然性,“三农”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权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现在不仅农民和知识界意识到这一问题,政府对此也很重视,有关部门也正在考虑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陆学艺说,本届政府是对“三农”问题最重视的一任政府,在中央大力消减农业税费、加大补贴和农产品涨价、气候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农民收增长最快的年份之一,但也要看到气候、政策、市场在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有可能越来越有限。因此,必须下决心把计划经济体制加给农民的枷锁去除掉,给他们平等的国民待遇。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更大的市场活力。

学者们对农民的权利进行深入的探讨。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周作翰、湖南社科院副研究员张英洪在会议论文中指出,当前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已经凸显为权利问题,要给农民以宪法关怀。他们认为,宪法关怀的核心是限制和约束公共权力,尊重和保障农民人权。当代中国,对农民权利的限制和侵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这种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丧失了许多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机会;二是微观层面上的基层暴力行政倾向。因此,应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及时纠正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违背宪法精神的部门法规和“土政策”,对于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具有十分现实的积极意义。

中央党校党史部张富良博士认为,只有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农民才能自由流动和自由就业。国家要加大完善法规的力度,对地方政府出台的歧视农民就业的制度要按照法律予以撤销或废除。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刘建进研究员举例指出,不少地方出台了如博士可解决户口一类的地方户籍立法,表面上是对落户有所放宽,其实质还是为了城市利益的一种做法,还代有对农民的歧视性色彩,因为真正的农民工是无法享受到这些依附在学历与职称上的优惠的。他认为,地方户籍立法不应以素质为限,而应以居住为限。居住达一定年限就有落户的资格才是公正的。

农民组织发展要靠农民自身觉悟提高

对于如何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有代表认为,只有依靠农民自身觉悟的提高,使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江苏省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唐传阳认为,组织起来的具体途径可以有三种,一是可以从发展各种经济“中介”组织入手,借鉴国外的各种专业协会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引导和组织并能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二是进一步完善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使乡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其主席团,真正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三是试办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既要反映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又要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在政府与农民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也有代表看法认为,现阶段维护农民权利还是应该立足于现有的体制,靠体制内积极力量的发挥。江西省宜黄县统计局李昌金认为,现在成立农民协会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尝试由一批具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志愿者和农民代表联合组成的一个农民维权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由在社会上具有较高威望的人来担任,他们可以是从党政机关退居二线的老领导、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法律工作、企业家等组成,并吸收数量的农民代表参与。

要在宏观视野下考虑深化改革

对于如何保障农民的权益,在论坛上我们也听到了其它不同的声音。也有专家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民的经济能力,经济能力提高了,维权的能力自然就会提高。而现在成立农民组织,将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样的农民组织在与政府发生争议时,会造成基层组织的分裂。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深化政府的体制改革,使政府行为严格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上海市青浦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唐晓腾通过东部某市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具体案例分析认为,现行的财政体制下,乡镇基层干部的经济保障安全可能无法得到落实。简单地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权益的保护难归结于干部的作风问题,只能加剧基层社会的治理困境。要从宏观政策上去找原因,从制度设计上给予统筹考虑和安排。

现有法律框架内仍有大量维权空间

也有代表认为,现在重要的不是制定更多的法律,而是保障现有法律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们分析认为,现有法律框架下存在着大量对维护农民利益作用很大而没有被充分利用的空间。福建福州市海沧区进京维权农民许永年认为,按照《村组法》,村委会应该向村民大会诉职,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各地往往都从未开过村民大会。他认为,如果召开村民大会,让干部向村民诉职,就可能使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受到监督。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董江爱认为村务公开制度对保证农民权益能起到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某地中心庄的案例分析认为,中心庄在村务公开制度化以前,村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村党支部书记手中,村民对村务不清楚,也不感兴趣。村务公开制度化后,一切涉及村民利益的村务都由村民代表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两委”干部之间的矛盾摩擦自然减少。同时,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从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看,村务公开制度化有利于遏制基层政权利用国家权力过度提取农村资源,并有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和防止村部腐败,有利于精简村级组织机构。

会议还就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教育权益状况、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权益状况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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